相约安徽·向春而行 | 花开了，坐拥罍街的春色还远吗？
例如，通过一带一路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缓解产能过剩，同时，推进双边与多边合作，特别是加强与欧洲交流，防止美国重返亚洲对中国的挑战。
南南合作以前主要以进出口贸易的形式进行。随着美国经济从金融危机中逐步复苏，国际金融市场对美联储退出量化宽松（QE）的政策预期趋于一致，部分金砖国家面临的资本外流风险，宏观经济形势不明朗。
另外，不少国别研究也支持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如Flores de Frutos et al. （1998）[35]对西班牙的研究、Munnell （1992）[36]、Fernald（1999）[37]、Quintana-Domeque和Marco Gonzalez-Navarro（2010）[38]对美国的研究、La Ferrara 和Marcellino（2000）[39]对意大利的研究、Stephan（2000）[40]对法国和德国的研究、Shanks 和Barnes（2008）[41]对澳大利亚的研究等。另外，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也为今后发展中国家之间更密切的南南合作提供了一个标杆和范式。尽管新兴市场经济体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受影响较小而且迅速恢复了过来，但最近两年不少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基本面开始走弱，金砖国家也未能幸免，印度、巴西、俄罗斯、南非的经济增长率明显下滑。这也是为什么机构正式名称确定为新开发银行而非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的原因。为有效化解平权决策可能带来的效率损失问题，在制定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章程、治理架构和内部工作流程时，应当加强对决策效率的考量，充分优化机制设计。
但却遇到了较大阻力，到目前为止收效甚微。对应到全球金融治理上，现有的国际规范和体系是以美欧等西方国家为主导的，尽管如今其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相对实力已有所下降，但这并不意味着会立即导致IMF和世界银行等机构改革的顺利进行，更不意味着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会迅速发生变革。经济增长模式从要素驱动型的外延扩张转向创新驱动-效率改进型的内生增长。
具体要求是：健全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制度和监管制度。[7]关于全球不平衡有三种解释： 第一种以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的亚洲储蓄过剩论为典型代表。这场危机在美元持续升值、先期流入的资本大规模撤离的背景下发生。政府需要梳理相关政策，消除民间对外投资的政策障碍，加快推进有助于国内产业升级、经济转型和人民币海外计价和使用的境外资产战略配置。
表现为国际收支流量中经常账户的逆差和资本金融项下的顺差。产品出口体现的是一国向全球提供商品的能力，对外金融负债体现的是一国向全球提供金融资产的能力。
避免美国这个全球银行所存在的产业结构扭曲的荷兰病、资本利益与国家利益弱相关性、以及金融机构利益与全球利益相背离的缺陷。欧元区四国4.4036万亿，排第二。全球银行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通过发行债券承担吸收存款功能的中央政府能够分享企业和金融机构全球投资获取的高额回报（利差收入）以弥补其营运成本（比如为保护国家海外经济利益的海外驻军支出）。三是鼓励国有企业或资金盈余单位认购此类基金以促进其发展。
这一体系的主要特点是：美元与黄金挂钩。因此，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抓手可以借鉴国际规律推进国内社会、经济和金融的全面改革，早日建成全球的经济金融强国。全球经济的多极化趋势客观上要求国际储备货币的多极化与之相适应。我们认为，在货币基本职能中，价值尺度是核心，其他职能都是在此基础上派生的。
前者减少了15.89%，后者增加了17.63个百分点。新兴国际货币的崛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在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和便利性方面所拥有的国际竞争力。
Huw Mchay（2013）指出，在使用日元为主要大宗商品计价的问题上，日本显得胆子太小，特别在基准价格是通过谈判方式产生而不是交易所进行买卖时产生的场合。（二） 资本输出的战略举措 首先，企业对外投资需要服务先行。
其中危机前从欧元区和英国流入的资本在总资本流入中超过2/3，来自亚洲的资本则不占主导地位（见左图）。[2] 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要避免国际货币体系（IMS）不稳定的伤害可以在两个方面做出努力：一是积极推动IMS的改革，通过形成多极化的IMS扭转对美元的过度依赖。需要中国企业和金融机构完成全球布局并拥有了良好的国际竞争力，从而可以借助本国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信贷环境，实现有效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组合投资，在促进东道国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获得高额投资回报。前期稳健创造人民币国际需求的着力点在于：全面深化改革，加快推进国内经济和金融的转型，着力提升国内经济金融的质量。后者通常只有大国才是可能的。而全球型国际大都市就是跨国公司全球化经营的总部所在地和为其提供各类专业化服务的先进生产者服务业集聚之地。
但是只要我们明确目标，就可以设计最佳路线，一步一步地去逼近它。二是推动本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
只要经济增长率保持在外债利率水平之上时，其对外净债务仍可以从上升转而下降，并将债务规模维持在可持续范围内。这种能力具体体现在技术创新、全球投资、经营和风险管理的能力。
如果美国联邦政府不能有效征收本国全球化资本的所得税，那么这家全球银行信用和资本充足率就无法维持。（二）人民币国际化的最终目标：中国建成金融强国、扮演全球银行 国际货币发行国某种意义上扮演着借短贷长的地区银行或全球银行功能。
因此石油的美元计价制度是纯粹信用本位制度下美元霸权的第一大支柱。（2）中国经济金融成功转型，经济可持续发展得以实现，在岸以国债市场为核心的资本市场具有了足够的广度、深度和流动性。政府的国际公信力得到大幅度提高。美国的黄金储量是有限的，美元的持续扩张使35美元一盎司黄金的金汇兑制度不可避免地走向了崩溃。
努力维持高于对外负债成本的经济增长率和税收增长率。中国、印度、韩国、土耳其和印尼五国的GDP占比则从1980年的6.7%上升到2011年的24.33%。
后者则削弱银行的盈利能力。这时人民币国际化进入激进释放人民币资产海外供给的后期阶段，境外人民币的投放转变为境外资产与负债的同步积累。
中国借助人民币随美元贬值的优势赢得了出口和出口导向型经济的高速增长。反之，贸易逆差方式输出本币是债务的不断积累，而债务的持续积累只会削弱而不是增强本币的国际地位。
全球不平衡只是表象，危机的根源在于经济的多极化与国际货币单极化之间的矛盾日益加深。具体政策可以由以下组合构成：（1）将上海建成全球一线的在岸型国际金融中心。2014年6月末，中国官方外汇储备已达3.99万亿美元，约有2/3以美元资产形式持有，持有美国国债的规模接近1.5万亿美元。[15]危机后出于自我保险需求而大规模积累美元储备的亚洲国家再次受到了不小的损失。
境外净资产的积累在这里主要表现为国际货币发行国政府以本币进行的海外官方援助。（何东，2012b） 美国在扮演全球银行的角色时获取了多大的超级特权（或利差收入）呢？图2.２分解了美国从其金融霸权地位所获得好处。
与之前贸易盈余主要转变为对美国国债等美欧国家货币计价金融资产的积累和官方资本输出不同，此时的对外贸易模式已从之前的垂直分工体系（从资源国家进口资源，从亚洲国家进口中间产品，在中国完成加工组装，并向美欧最终市场出口并积累其金融资产）转向面向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后起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分工体系（制成品与资源之间的贸易或基础设施投资品出口与民间多元的人民币债权、股权和实物资产的积累），人民币在计价、结算和信贷中得到较为广泛的运用。其与全球化1.0版最大的不同在于全球分工体系。
美国的对外金融负债是16.585万亿美元，占全球之首。事实上，世界范围内已经形成美国货币政策主导的全球金融周期。
